“文革”中毛泽东像章兴起于部队。后来，红卫兵组织开始批量向徽章厂订制。随着大串联的开始，像章南下北上东征西进，迅速向全国各地蔓延渗透。当天安门城楼上，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佩戴起毛泽东像章时，更如同向全国发出了一个巨大的号召，将像章热推向高潮。那时流行这样一句“名言”：“忠不忠，看行动”。这“行动”一指跳“忠字舞”，二指背“红宝书”，三指戴“宝章”。据统计，当时全国有2万多厂家生产过毛泽东像章，天津一家军需厂最高日产量超过10万枚(发行量)。
有人统计，“文革”时像章用铝6000吨以上，相当于几千架米格21战斗机的用铝。如航空工业部化安机械厂为纪念毛泽东视察该厂，于1968年铸造了一尊2.85米高，0.99米宽的毛泽东立像，共耗铝材1.65吨，相当于制造一架“歼七”战斗机的材料。当时全国铝材库存告罄，工业生产、飞机制造铝原料告急，连居民百姓的铝锅、铝勺也需凭票供应。
1969年周恩来针对全国上下的造神运动，提出了批评。他说：“毛主席语录已发行了7亿多册，毛主席像章越做越多，已做了22亿枚。”
为迎接党的“九大”，全国各地又赶制了大批像章。毛泽东清醒了几分，他认识到，“如果把像章的金属材料用来造飞机，保卫国家，将会有用得多。”他在接见年轻人时公开反对大量制造像章，发出了“还我飞机”的呼吁。中央也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在1969年6月的《关于宣传毛泽东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》文件中规定：“不经中央批准，不能再制作毛泽东像章。”此后，制作像章热开始降温，但“敬戴”像章依然成风。在工厂、农村、军营、学校，在千千万万家庭里，像章闪动着耀眼的光芒。
1971年“9·13事件”林彪折戟蒙古，群众在狂热中骤然清醒，“像章热”渐渐冷却下来。1980年，中共中央着手清理“文革”遗物，中央下发了《关于坚持“少宣传个人”的几个问题的指示》文件，规定：“毛泽东像章要大量回收利用，以免浪费大量金属材料。”像章用簸箕装、用麻袋背的清缴场面，令人难以释怀。想当年人们顶着晨寒迎候“圣像”，以激动的心情期待着单位下发“宝章”，它在被全国人民视为珍宝之后，又在变幻的政治风云中沦为清缴的废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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